父讳韩国磐，江苏省如皋人，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归入海安县，故亦作海安人。出
生于1920年1月5日，农历1919年12月24日，故他一直将生年填为1919年12月24日。
　　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落贫寒的家庭，韩氏乃当地大姓，论辈分，他与原江苏省长韩国
钧为兄弟行，但家道中衰，食不果腹，度日维艰。父亲自幼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
，借宗族学田充作学资。此事父亲念念不忘，故晚年汇款家乡学校，以报学恩。
　　日本全面侵华，江苏沦陷，父亲誓不为亡国奴。1940年，他从江苏学院只身出逃。
在南下火车上，遇伪警带着日本兵盘查，被指为游击队，实为敲诈，哭求无门，只得将
盘缠全数进贡，方脱大厄。
　　逃到武夷山，暂且安顿，重新读书。武夷山瘴气弥漫，蛇蝎出没。不久，父亲罹重
病，难以久留，后持毛先生介绍信，辗转进入厦门大学。厦大为避日寇，迁校长汀，虽
山清水秀，却也林深路隘，至今仍为贫困之乡。一贫如洗的父亲，古文、诗词俱佳，师
生结社写诗，常居魁首，且一身长袍，至留校任教亦不改，故学校人们戏称他为“韩国
老”。有此专长，得以教授富家同学古文诗词，换些旧衣饭票，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
。由于营养极度不良，故无病不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肝病，更加上严重的痢
疾，几致死亡。无钱无药，实在熬不下去，想起顾祝同为江苏籍将领，冒昧致函求助，
不意竟获回音，且送他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如久旱甘雨，生命有望。
　　困厄激励英才，父亲在病榻上竟也学习优异。在他学习的科目中，由于病重不能听
课，故没有修过魏晋隋唐史。这段历史，只能自己补习，不料却补成兴趣，矢志专攻，
成为终生研究的领域。
　　厦大曾经有一些在国内领风骚的学者前来任教，但大多来去匆匆，风过影息。尽管
如此，多少也能让学生开开眼界，一睹大师风采。父亲在厦大听过几位著名学者的课，
如叶国庆、施蛰存、谷霁光、林庚先生等，给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书信交往，
绵绵不绝。
　　毕业那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父亲先往厦门集美中学任教一年，翌年，叶国庆先
生提议聘用父亲，故他从1946年起，开始了在厦大长达57年的教学生涯，为厦门大学建
立起魏晋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支学术队伍。
　　建国初期，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一个好时期，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
、《唐代灌溉事业的发达》、《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
《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五代时南中
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略论隋朝的法律》等论文，以及《
隋朝史略》、《柴荣》等著作。这些论文，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侯
外庐先生专门写信给厦大校长王亚南教授，高度评价，并提出让父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任职。厦大也于1956年8月，提升他为副教授。在高级职称鲜少的那个年代，他的
提升是迅速的，成为一颗闪亮的学术新星。
　　但是，学术冒尖是十分危险的，何况父亲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既不会走门串户，又
不会喝酒结帮，自以为兢兢业业工作，下班赶紧回家研究，只求不受干扰，终不可得。
反胡风运动突如其来，那天上午，他还在家中读报，同为教师的母亲问他报上批判的胡
风是谁，他说不知道，未曾听闻。下午到学校参加全校批判胡风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
风分子，父亲竟然在列，随即遭羁押于校内坦白交待。对于一位三十余岁、对新社会充
满理想的青年学者，不啻晴天霹雳，肝胆俱裂，百思不得其解，索肠无从交待，几不欲
生。
　　幸好，反胡风运动相对短暂，父亲实在没有罪证，空穴也得有风，而他出身“贫农
”，此时颇有裨益，最后诬陷不成立，给予平反。对他而言，有得有失：身体大受摧残
，疾病缠身，尤其是严重的肠炎，每日必须如厕三至五次，终生痼疾；精神上成为惊弓
之鸟。所得者，对于政治运动有了一定的经验，后来诸如文化大革命等，因为是大面积
揪斗，反而没有反胡风运动恐怖，故文革中，他能白天挨斗，晚上安然入睡，使得估计
他身体挺不住的人，惊奇他竟能大难不死；反胡风运动之后，旋为反右派运动，因为父
亲刚刚整过，所以躲得一线生路，否则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便是漫漫长夜笼罩。
　　反胡风运动之前，父亲主持厦大学报日常事务，担任工会工作，承担马列主义教育
。运动后，便埋头于学术研究，从1957年到1965年，是他学术事业的第二个好时期。在
这个时期，他先后发表了论文：《关于拓跋魏时期奴婢的几个问题》、《唐宪宗平定方
镇之乱的经济条件》、《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从均田制
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吐蕃和唐的亲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芍陂屯和石鳖屯》、
《略述科举制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论唐太宗》、《论太宗的选用庶族地主
》、《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唐天宝时农民
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科举制和衣冠户》等大量论文，以
及著作：《隋唐的均田制度》、《隋炀帝》、《北朝经济试探》、《隋唐五代史纲》、
《南朝经济试探》等。他是我国早期运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代表性学者，针
对唐史研究详前略后的现状，他特别注意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研究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
，指出其间政治、制度、经济的种种变化，拓展了唐史研究。他对于经济形态的变化尤
为关注，对于南北朝经济史作了全面的探索，并计划撰写隋唐经济史，不幸由于政治运
动的冲击，未能完成。
　　父亲对于历史的考察是细致的，能够把握细小的变化，见微知著，如对科举制的研
究，根据《房玄龄碑》考证进士科产生于隋朝开皇末年，提出科举形成“衣冠户”阶层
等等，可见其研究风格之一斑。
　　父亲对于古文献用功甚勤，自我懂事以来，父亲的形象就是严肃的，每天在狭小的
书桌读书写作，从不间断，高兴时，吟诗写字，有时也教我下围棋，但棋力不强，不久
就被我打败了，他也并不在意。他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写诗，颇得唐风。即使在文化大革
命的间隙时刻，他也不时拿出古典诗文，吟唱得津津有味，还把我叫到跟前，亲自把教
古文和诗词。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买书，厦门偏僻，没有古籍可购，他四处觅求，
写作累了，就带我上街，他买书时，顺便也给我买几本连环画。
　　1962年，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休养，找厦大教师谈农民起义问题，王亚南校长推
荐父亲出席，畅谈之后，郭老颇为意外，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知己
。郭老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高参，解放军参谋事业的奠基人，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周
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诗文书法俱佳，被誉为“一代儒将”。将军与教授在古典诗文上意
趣相投，爱才之心顿生，郭老见父亲年轻多病，亲自安排父亲到南京军队疗养院疗养一
年，让他换了个身体，才能挺过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突起，父亲作为厦大的“三家村”，和校长王亚南教授等
首先被打倒，关进牛棚，家被抄了几次。他平时受学生尊重，所以，抄家倒是比较文明
的，红卫兵手下留情，仅拿走文学书籍，历史书基本留下，只在书橱上贴上封条而已。
整个文革，父亲虽然多次进“牛棚”，但基本没有遭受武斗，和其他教授相比，他是幸
运的。令他伤心的，是他的学生诬陷他，挑出他《论唐太宗》的文章，说他讲唐太宗前
十年统治得好，后十年骄傲自满，统治走下坡，这是影射毛主席。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
，这可是杀头的罪名，让他胆战心惊。身体本来多病，顿时全身浮肿，母亲自从反胡风
运动以后，就受牵连而失去工作。父亲的工资被扣，仅发生活费，母亲天天为父亲烧饭
，让我去送饭。我家住在鼓浪屿，要乘船后转车，才能到厦大。当时我九岁，成了黑帮
的儿子，出门经常遭到围打，但也不能不坚持每天送饭。后来，其他几位关“牛栏”的
教授，如陈诗启、张立、傅衣凌等家属，也经常让我捎带饭食，或者传送东西，故我双
手都提篮子，装满东西，不时惹得看管的红卫兵生气，免不了挨骂。
　　不久，母亲也病倒了，她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而市场的供应越来越坏，我每天
早上4点多就起床，在市场人山人海中一个劲往里钻，挤到7点多，好不容易买到一块猪
肉，再买其它青菜，回去做饭，然后给父亲送去。下午就渡海到市区找中医，买中药，
回来烧给母亲喝。父亲有三个子女，两男一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丁抽二，剩下我
和父母相依为命。
　　父亲受了许多气，都往肚子里吞，这就闹出毛病来了。开始是咽不下饭，得用开水
送，一检查，已是食道癌晚期，时为1975年6月，我差一个月高中毕业。消息传到北京，
郭化若将军四处奔走，可他认识的名医不巧到云南下乡。这时，我表舅王世锐恰好到厦
门，他是交通部总工程师，原为福建省交通厅长，同学李温仁，原是福建协和医院院长
，我国享有盛名的胸腔外科专家。我持表舅的介绍信，和历史系柯友根老师一道先去福
州联系安排，接父亲入住省立医院，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两个手术组，一组开胸，一
组开腹，把原来需要8小时的手术，压缩为4小时，取出大如拳头的食道癌，整个食道切
除，胃直接与咽喉相接，置于肋骨外。李温仁大夫，不但医术炉火纯青，而且为人诙谐
幽默，极端负责任，安慰父亲，说保证他今后不再长癌。这个保证应该让老天知道了，
所以父亲以后果然不再有癌症，得享天年。父亲命中多贵人。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生病前，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他的《隋唐五代史纲》，让
他修改，由张维训先生负责编辑。张先生是个厚道君子，对我父亲极好，为了此书，不
辞疾病辛劳，亲自到厦门进行编辑工作。父亲患病，可谓是绝症，他非常矛盾，书已经
修改大半，生死抉择，他选择修书至死，不愿到福州治病。后来，表舅劝他到福州，边
治疗边修订，他勉强同意。再后来，李温仁保证他手术成功，他终于同意接受治疗。手
术之后，进行了几个疗程的化疗，那是长期的、更加痛苦的过程。厦大党委书记是恢复
工作的老干部曾鸣，亲自为他联系省休养院，就在鼓浪屿海边。当时我承朋友帮忙，在
鼓浪屿高频设备厂当临时工，先是在电镀车间，用剧毒的氰化物电镀锌，后来去挖地道
，拉大板车，扛石条。尤其是前项工作，稍不留神，就一命呜呼，所以，每周有一份猪
头皮或猪杂的营养餐，在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年代，这是无比的美味佳肴，正好送给正
在化疗的父亲，增加营养，挺过化疗。父亲毅力坚强，默默忍受痛苦，从不叫唤。《隋
唐五代史纲》的第一次修订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那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书，
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它印了数十万册，在文化被革命的时代，起到了重大的作
用。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父亲欢欣鼓舞，迎来了学术事业的第三个好时期，参与并
主持申报博士点，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撰写了《隋唐五代史论集
》、《魏晋南北朝史纲》、《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南
北朝经济史略》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福建省政协常委。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父亲送我到船边，叮嘱我学成归
国，特地在翌年春节写下一首诗：
　　域外逢佳节，情当倍思亲。母为儿女态，应与泗洙邻。
　　事业鲲鹏志，文章班马醇。学成归国后，漉酒洗清尘。
期望殷殷，父亲始终是一位爱国学者。
　　世纪初度，我告别尽心效力近二十年的厦大，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新的工作。
两个学校，风格差异颇大，为了适应新环境，我全力以赴，丝毫不敢怠慢。学校和系等
部门，也尽量为我创造宽松的工作气氛和条件。为我的到来，系领导还亲自到厦大，并
同我父亲交谈。父亲始终支持我的选择，时时来信，鼓励有加。我也尽可能回厦门看望
老人，去年一年就回去三趟。但是，毕竟不能常在膝下侍奉，总是惶惶不安，竟至满头
斑白。这种心情，常人难以体会。
　　离开厦门时，我们力劝父亲搬到厦大居住，因为原来的宿舍已是百年老屋，实在破
败不堪。父亲不愿迁移，多有忌讳。多次劝说，尤其是在鼓浪屿得不到好的治疗，父亲
终于同意搬迁。今年四月，我太太专门到厦门，向厦大领导申请搬房，幸蒙批准，办好
手续。父亲入住后，颇为满意。不料风云突变，他真菌感染发烧，送厦门市第一医院，
注射抗生素，翌日肝脏损坏，抢救无效，呼吸衰竭。
　　我和哥哥都是事后获知消息，如晴天霹雳。即刻赶回，五内俱焚。我纵足飞奔，以
光的速度，想紧紧抓住父亲撒开的双手，却只能千百遍地隔着黄泉呼唤你，唯愿整理出
版父亲的文集。此事我曾多次向父亲提及，并蒙他同意，着手代他修订著作。父亲亦有
积蓄，可以聊助刊行。但此次回去，被告知父亲积蓄不见了，文稿亦有损失。丧父之痛
未已，纵有何种变故，皆愿来日弥补。天佑善良，愿父亲走得平安，早登彼岸。
　　追思那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刻骨铭心。
　　57年教学生涯，风风雨雨，走到前头，必是春光和煦，莲花灿烂。